2019年5月18日晚6：00，由姚璐副教授主講的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求智讀書會第74期于東榮大廈1214會議室舉行，本次研讨會的主題為：全球化與地域性。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部分2015、2016、2017級本科生參加了此次活動。

首先，姚璐老師對北京大學唐士其教授的著作《全球化與地域性：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了介紹，并對前四章的内容進行了點評。不同于吉登斯等社會學家将全球化與現代化混為一談。主權國家總是被特定的地區範圍所局限，而全球化過程是一種超越地區性的過程。全球化所帶來的變革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地域性與超地域性之間的矛盾。傳統的民族國家是基于領土的，而全球化對國家是一種挑戰。全球化使得資本的跨國性流動變得越發普遍，也使得國家放松了對市場的管制。但在其他方面，全球化呼喚國家能力的增強。例如，在稅收領域，基于領土原因，在全球化背景下，生産處于分散化狀态。資本都傾向于流向稅收更低的地區，很多發達國家内部投資外流，造成了發達國家内部稅源外流，引發了很多社會問題。當下的熱點話題中美貿易戰的實質就是經濟發展對國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過程中非國家行為體将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呼喚國家能力的提升也日益凸顯。在整個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其實是不過時的。越來越多的全球性問題将會演變為國家内部的社會問題。或者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受益者隻有中國。全球化将會帶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組。

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有資本主義、積累（自由主義）、管制（國家幹預）、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四種模式。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存在代際差異，例如英美經濟更偏向于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居于主導地位，而後發的法德日等國家則是偏向于國家主導經濟發展。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隻能在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産力條件下實現，但為何會在經濟落後的蘇聯實現呢？是因為這些全球化過程中的邊緣化國家創造了平行市場，發展社會主義是為了擺脫對支配性國家的束縛。但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在後期自身發展過程中被高度政治化，也走向了失敗。

在這四種主流模式之外還有其他兩種模式，一種是以瑞典等北歐國家為代表的新合作主義模式（這一點作者在書中沒有過多論述），另一種是以新加坡等國家為代表的威權模式。國家對社會而言具有強大的獨立性，國家對經濟發展提供保護和支持。

接着姚璐老師提出了疑問：在這幾種模式的經濟發展模式中我們能得到怎樣的啟示？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應該處于怎麼樣的地位？國家、社會、市場這三者之間應該處于怎樣的關系之中？有的同學提出，在工業革命4.0時代，随着新興技術力量的興起，大企業将會取代國家的位置對社會進行治理。國家在新興技術力量面前處于弱勢地位，将來的社會可能是國家和新興技術力量的共治。國家的消亡很可能是絕對的，或者以國家為治理主體的傳統治理模式的消亡。姚老師回應：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新的議題出現會出現納入多元主體的治理模式。但是，新型治理主體的治理對象隻能是功能性的議題。更多的涉及到社會價值分配分配公平正義的問題還是需要國家來解決。另一位同學說，國家将來在全球化中處于的位置很可能是一種隐蔽的狀态，換言之，國家權力隻是在隐蔽而非退場。國家可能通過議程控制等手段來履行職能。國家的力量會削減，但不會缺失。姚老師回應：産業的空心化使得國家的稅收控制減弱，發達國家大量的服務被外包、投資外流。特朗普的當選已經當選後的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政策選擇可能就是一種國家的回歸但引發的民粹主義以及種種負面問題可能會對社會和經濟形成強烈的負面影響。同學回應：過多的曆史背景可能是曆史包袱，可能是一種制度慣性。曆史可能對現在的社會所形成的影響可能是極其有限的，國家可能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而不是受到某種曆史因素的制約。而民粹主義、特朗普當選等黑天鵝事件可能是對現有全球化模式的一種糾偏而不是一種倒退。放在一個長時間的曆史階段中看，可能這些現在看來的負面事件僅僅是曆史變革前的前奏或者曆史變革中的陣痛。可能任何一種階段性的政策選擇都是一種鐘擺式的運動。

  最後總結，全球化是一種不可逆的狀态，現在出現的挫折不是反全球化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一種曲折發展中的全球化。想要完全擺脫制度性因素的束縛，拖延現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思考國家、社會、市場之間的平衡關系既有理論意義也有現實意義。此外，同學們還就央地關系于财稅制度改革等相關問題與姚老師進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