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9日晚六點，求智讀書會第五十六次活動在東榮大廈1214舉行。來自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的部分本科生參與了活動。本次讀書會的主題為：“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Understanding the Adversary and Deterrence.”讀書會由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國際政治系講師許甯老師主持。

本次讀書會繼續圍繞威懾這一核心概念展開探讨，并從器物層面深入到了心理層面。老師首先提出理性的概念，強調理性應該是價值判定與價值排序的自洽性與一緻性。換言之，理性的行為體應該在複雜的客觀事物前進行充分有效的價值權衡，并認可目标價值排序的可傳遞性，從而認知理解其他行為體的不同目标價值排序，盡管可能無法接受。需要指出的是，不同行為體的目标價值排序乃至價值标準很可能有較大出入，不同的國家行為體更是如此。特别是在意識形态利益與國家地緣政治利益難以完全對接的情況下，某一國際行為體，也即一個國家的抉擇對另一國家而言往往難以揣測。朝鮮戰争、越南戰争的相關各方的心理博弈便是典型案例。

事實上，實踐中威懾方與被威懾方在精神心理層面的互動與博弈就是威懾作用的體現，而心理要素同樣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國際關系乃至國際格局。其中，對理性的認識十分關鍵。既要充分認識到其作用，又不能忽視其缺陷，而對其缺陷的正确認識尤為重要。理性作用的缺陷，主要在于認識水平的不同以及不同行為體的理性本身存在差距。托馬斯•謝林曾提出，要把自己放在對手的位置上考慮對手的行為。這一論斷的先決條件是兩者的水平與标準都近乎一緻，這顯然過于理想化，因而遭受廣泛的質疑與抨擊。顯然，不同行為體所遵循的價值标準可以相同亦可不同，妄加揣測的結果很可能有較大纰漏。威懾理論，通俗來講就是給對方劃定紅線，讓侵略看起來得不償失。但由于價值比較的存在，威懾理論的效力有時存疑。例如冷戰時期的蘇聯到底是意識形态化的世界革命至上還是傳統的國家利益至上，美國的學界和政界内部都有較大争議。

老師指出，對傷害和損失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國家間心理層面博弈的關鍵要素。美國防長麥克納瑪拉認為，蘇聯的可承受代價是全部人口的30%以及工業生産的50%。這一結論的确切性值得商榷，但它反映出的是心理承受能力在雙方戰略争鬥中的重要地位。美國長期盛行風險規避政策，希望通過盡量攻擊軍事目标來避免毀滅性打擊的發生（non-suicide manner)。蘭德公司的研究顯示，相比其民用設施，蘇聯更能接受的是其軍事目标的損失。但這一傾向是有不可讓步的前提的，那就是軍隊的損失不能導緻戰争的落敗，也不能影響蘇聯戰後的國際地位和聲望。同時，蘇聯對其軍事集團的力量也是有高度警惕的，克林姆林宮絕不允許軍事集團的影響力壓過政治領袖及文職人員，即使蘇聯赢得了戰争的最後勝利。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美蘇争霸中，美國一直十分注重對蘇聯決策者心理層面的研究，專門研究蘇共中央至無微不至地步的所謂“克林姆林學”（Kremlinology)便是佐證。正如孫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會上，許甯老師與同學們就台灣問題、朝鮮問題、中東問題進行了交流讨論，解決了一些同學的相關疑問與困惑，第五十八期讀書會随之圓滿結束。

2017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