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王浦劬教授到我校做學術報告

 9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政治學部召集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政治學學科評審組副組長王浦劬教授為我校師生做了一場題為“中國治理模式探讨”的學術報告。此次報告由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和吉林大學社會公正與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共同舉辦，報告會由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院長、吉林大學社會公正與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周光輝教授主持。

王浦劬教授的報告共分六個部分。首先探讨了這個問題的基本價值和含義是什麼。含義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給它一個确定性。一是内涵的角度，既從政治學角度考慮而不是公共行政的角度，治理通常分為“政”和“治”。“治”的層面就是一個國家的大政方針，對于社會的總的要求、方向、價值、規律性的要求。治理簡言講就是政治權力或公共權力對于社會的這種管理。不同于西方我們講的僅僅就是中國話語系統中的，公共權力運用實施對社會進行管理的這個含義。這是從内涵的規定性上對治理模式的理解。從外延的規定性上對它理解則是這個治理模式的對象不是說今天的治理也不是未來的治理，而是1978年到現在政府治理社會模式的一個解構和分析。在研究的意義上，一是理解中國模式，中國政治模式的一個研究路徑，未來的五至十年可能成為國際話語界的一個重大研究命題。二是對于中國治理的研究就是對于中國政治的研究路徑的研究。我們從治理模式為出發點可以看出中國政治的走向。三是這種治理模式的内在邏輯構成，不僅僅是經驗的總結同時面臨着下一步發展的挑戰。

第二部分是回顧對中國治理模式的幾次讨論。第一種說法，是組合主義的解釋，認為中國社會現已從一個全本主義形式轉變為國家與社會的治理模式。更多的表現為，權力對社會、對地方政府的管理，也可稱之為地方組合主義國家模式。第二種說法，認為中國治理模式可以解釋為行政吸納政治。目前主導中國政治發展的主要運行機構是行政系統，行政權力在運行當中吸收社會政治的要求。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黨的政治意志，二是社會民意。第三種說法，認為是一種民本主義為出發點的治理模式。第四種說法，認為是一種發展型國家的治理模式，指稱東亞模式。表現為，政治上的權威主義加上經濟上的自由市場。這樣的幾種讨論從政體的角度很難辨别哪一個是中國真正的治理模式，契合中國實際和發展過程的需要，那麼可以從方法論的角度進行一個辨識。一是經驗的方法，即中國32年的發展中，治權的運用和社會關系的積累，必須是符合中國曆史經驗的，而非國外的理論模式。二是從曆史過程中解構它的内在邏輯。三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它是一個辯證律還是因果律。

第三部分王教授對中國32年的治理模式進行了概括。在這32年的管理中，治權對社會的管理，它所包含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關系，構成了中國治理模式的内在邏輯，既是一種“一”對“多”的構成關系。如經濟成分上，有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在國家政權的結構層面上，人大是最高的權力機構是“一”，其他的權力機構是“多”等，可見中國社會是一種辯證的邏輯而非簡單的線性邏輯。展現出的是同一性大于矛盾性，合作性大于沖突性，存在着一種相反相成的邏輯關系。

第四部分講述在這樣一種相反相成内的邏輯治理模式下存在什麼外部特征：一是從治理主體來講，是一種黨政合一的治理為中心的模式。二是政府職能轉變即權能配置問題。三是從中國的治理經驗來看，治理的出發點，是奉行公共利益優先，兼顧個人利益。四是中國這種治理模式所具有的基本精神符合傳統的治理哲學“和而不同”。五是治理的戰略方面體現為優效治理，優先戰略。采用的是一種可治理型民主。六是它的實施方略體現為，協商民主，參與民主，共識民主等。七是在治理的評估标準方面，在治理的選擇性上有事先轉移到事後的特點。既由價值先定性的選擇轉移到績效管理上。八是在規則層面上，公共治理表現為大量的更新和創新。九是上升到内在的價值層面上，體現為一元價值主導，尊重多元價值并存。十是它所奉行的目标，是科學性和合理性的标準。

第五部分講的是這種模式所遇到的挑戰。第一，高度的權威性，與承擔權威人的能力和社會所需要的效能之間的反差。第二，政府的權威性與公民社會的認同性的反差。第三，在“一”和“多”的這樣一種相對當中，通常強調權威而非公共理性。第四，社會治理的制度化和社會公民要求的反差性。第五，社會治權運行中統一性治權的權威性要求與地方部門和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第六，在制度設計規範性的理論要求角度，公共性和社會文化層面，公民人格層面所造成的反差性。第七，政府、市場和社會這些不同的機制相互的分離與集合的問題。第八，政府的權威和不同社會群體的關系并沒有得到公平合理的平衡。第九，權威體制和社會自治體制的銜接點問題。第十，執政黨本身的職能和執政方式提高的問題。

第六部分王教授分析了面對挑戰，我們的對策是什麼。首先，要明确各種解決方案上的自說性特征，考察它們是否具有可行實踐性。其次，我們可以進行合理的選擇，如在自由民主和共和民主之間。既然目前中國在治理邏輯上很難做到根本的改變，那麼我們是可以做多種的選擇的。最後，具體的對策體現為以下幾點：一是堅持治理中的主要原則，如公共利益優先的原則等；二是政府權力的有效性和人民民主權利的自育性要實現相對的均衡性；第三體現為雙邊治理問題，既我們不僅把治理理解為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同時理解為社會要求公共權威對政府的治理；第四要剛柔相濟。

最後，王浦劬教授一一解答了現場同學的問題，報告會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結束。                                          （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   高夢晗）